【摘 要】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教育管理工作中，陶德麟先生对应该如何为人、为学、为文、育才等有关教育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并阐发和践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理念：教育之道首在成人，即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人或教学生做人，而教育要成人、成就高素质的人，就应该真正成为素质教育；为学之道首在立志，即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首先须有高远的志向，须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并通过学术创新将其落到实处；为文之道首在晓畅，而晓畅就是通俗易懂而非以艰深文浅易，就是简洁凝练而非冗沓啰嗦，就是中国人喜闻乐见而非用汉字写洋文、以汉语作洋腔；育才之道首在识才，即识才是影响人才成长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而识才并不只是伯乐的事情，更应该依靠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

【关键词】陶德麟；教育理念；为人；为学；为文；育才

陶德麟先生不仅是一名著名哲学家，在推进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誉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以及“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而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教育管理工作中，他对应该如何为人、为学、为文、育才等有关教育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并阐发和践行了一套精辟而睿智的教育理念，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教育之道 首在成人

在陶先生看来，做人是做事的基础，成人是成事的前提，而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人，即教学生做人。他回忆说，他上初中一年级时校长第一次给他们讲话，一开头就问他们为什么来上学，他们回答说是“为了读书”，而校长则纠正说是“为了学做人”。陶先生写道：“他这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一辈子都没有忘记。”

陶先生认为，教育要成人、成就高素质的人，就应该真正成为素质教育，成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群育（处理人际关系的规范）相统一的综合性的教育，但“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有不少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素质教育的要求，妨碍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就大学生而言，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的大学生的素质总体说来并不低，他们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在封闭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强，但如果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作标准来衡量，现在的大学生的素质确实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无论是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素质、心理素质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例如，很多人并没有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身上那种强烈而执著地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认识很混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道得很少、甚至采取鄙薄的态度，对外国的东西也缺乏分析鉴别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大讲究规范、甚至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在学习上不肯下苦功而是喜欢弄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来“隆重推出”自己，语言文字的修养也普遍较差，到了研究生阶段还经常写错别字和文理不通的句子、甚至连信也不会写，到了攻博时还不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等等。

陶先生指出，从“产品”的状况反观“生产”过程的得失，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的方面实在太多，其中特别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分科太细。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不管当时有多少理由，但把一批基础很好、在国际上都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搞掉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损失，因为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校园里如果没有多种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贯通，是不可能形成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的；学生不在这种氛围里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和教养，就难以有很高的素质，就容易眼界狭小、知识褊窄。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也分得太细，更是加剧了这一点。他分析说，这样做的初衷是想集中力量迅速培养出“专业对口”的人才、适应建设的急需，但事实表明真正完全“专业对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更需要的倒是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而又素质较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入学考试办法不合理。他指出，1977年恢复高考无疑是一件应当载入史册的功德无量的事，但现行的高考办法弊端确实不少。首先是全国统一命题、按标准答案评分的问题。这个办法看似公平、客观，但有两个明显的弊病：一是各个学校的特殊风格没有了，对选拔考生的特殊要求也没有了。各个学校只能按照用统一的“模子”评出来的分数来尽可能录取高分的学生，至于这些学生有何特点、是否最适宜在这所学校学习，学校几乎一无所知。二是按标准答案评分也不科学。现行高考评分的标准答案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极其死板，规定只能答哪几条，连次序都不能变，这种考法不仅不能测试出考生的实际水平，而且还会给学生一种暗示：你只能这样想，不能那样想。如果这种暗示转化成学生的心理定势，就会窒息他们的思维，影响他们一辈子。其次是按总数排名次的问题。多年来按总分排名的录取办法，会使那些在某一方面很有特长和培养前途的学生失去深造的机会。钱钟书先生当年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得了15分，但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了他，因为他的中英文好得出奇。类似钱钟书先生这样的考生，如果因总分排名落后而不能被录取，那是非常可惜的。

在陶先生看来，大学生的素质与其所受的中小学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著名人物如钱伟长、苏步青、李国平、唐稚松、钱学森等的高素质都是从小培育出来的，而现在大学生在素质方面的缺点是与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因此，素质教育应该从中小学抓起。他认为，中小学的素质教育特别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德育与智育的关系。陶先生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学校一直是重视德育的，但以往的德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德育的内容非常抽象，与实际生活联系太少，与孩子们的日常行为时常挂不上勾，比如说，孩子们学了为人民服务，可是不知道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不知道爱护公物和环境卫生，不知道帮父母做些家务；德育的方法太刻板，光讲大道理，而不注意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们受到启发、熏陶、感染。这样一种德育实际上是与智育完全相分离的，它把德育与智育划分得太绝对。“德育无非是学做人”，实际上学生每分钟都在做人，做事的同时就在做人，不能说每天只有几个钟头是专门做人的。德育应该贯穿在智育以及体育、美育和群育之中。“教书育人”不是说教完了书再来育人，而是通过教书来育人，教书本身就有育人的作用。“一位好的教师在讲课时可能一句关于德育的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的‘身教’就在无形中感染着学生，而这也就是在育人。”他举例说，藤野先生给年轻的鲁迅改正生理学的笔记，鲁迅受到的决不只是知识方面的教育。

二是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陶先生指出，中小学教育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把学生仅仅看成一种被动的知识接受器，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是能创造性地思维的主体，是有意志有情感的主体。如果不给学生以创造的空间，不让他们主动地、积极地、饶有兴趣地学习，他们最多只能是一架功能不坏的知识存储器，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中小学教育，重点应该是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的能力，还有人际交往的能力。当然，陶先生并不赞成把知识和能力对立起来，认为没有知识或知识贫乏的人也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因而也强调知识传授的重要性，但主张中小学生学习知识应该有重点。他认为，所谓重点就是那些一辈子无论学什么都起“工具”作用的知识，而汉语、英语和数学就是这种知识，这是若干代人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语数外这三科的基础从小打好了，必定终生受益。”

三是灌输与启发的关系。陶先生指出，以往人们往往把灌输和启发看成绝对互斥的东西，于是总想弄出一套不要灌输只要启发的“模式”，但事实上总没有弄出来，看来也不可能弄出来。他认为，不能把灌输笼统地看成坏东西，事实上灌输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取消的，传授知识和技能不能没有任何灌输。比如说，教儿童学习说话和识字，不灌输怎么行？“举一反三”也要先“举一”才能引导学生“反三”。再则，灌输和启发虽然确有区别，但不是绝对互斥的。有毫无启发作用的灌输，也有富有启发作用的灌输，并非凡灌输必定扼杀启发。在他看来，不必追求那种绝对排斥灌输的、纯而又纯的“启发式”的“模式”，还是应从实际出发，从效果着眼，按学生的认识规律去探求各式各样的富于启发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为学之道 首在立志

1999年陶先生在为《湖北青年人文学者自选集》丛书作序时说：“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如果说前述陶先生把成人、学做人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针对所有受教育者而言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为人”是专门针对“为学”者即学人特别是青年学者而言的。在陶先生看来，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首先须有高远的志向。这是陶先生对学术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他长期践行的人才培养理念。

陶先生希望青年学者充分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掌握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本领，大大超过前辈。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做人。正确的政治方向、远大的人生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毕竟是立身之本。” “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古人不取，现在同样也不行。”

陶先生还对上述学人应有的“立身之本”作了具体化的系统阐释。他说：“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标的之高虽难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敬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此余拳拳企望于诸君者也。”具体到哲学学科，陶先生指出，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中国传统哲学还因为“过分”关注人事而为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诟病。其实，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有了这种情怀，才可能以‘九死无悔’的精神去‘爱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陶先生认为，为学不仅要有高远的志向，还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切实的创新能力，而为学的高远志向也只有通过学术创新才能落到实处。“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陶先生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他曾在《长江日报》上寄语青年学生说：“我希望同学们发扬创新精神。没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没有创新精神的个人也是庸碌无为的个人。创新，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给人类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这里所讲的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的话，那么，他在寄语青年学人时则专门阐释过学术创新：“学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是谓创新。”当然，他认为也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学术创新：“于前人已发之学，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或使详尽而缜密，或使应用于实践，此亦创新之一途，且价值不必在提出全新学说之下，未可遽以述而不作目之也。”例如，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当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认为那场讨论不过是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对此，陶先生指出，“当‘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连常识也‘遗忘’了，以致‘临悬崖而不知勒马，入苦海而不知回头’的时候，恢复常识的意义之大就决不在提出新理论之下。”

陶先生强调，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如不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只能是说空话。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规律的东西，貌似新奇，实为谬误，于人于己，有害无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类“创新”可谓多矣，但那是灾难。他说：“创新当以求实为本。若夫虚玄不实之大言，耸人听闻之诡论，虽或能博喝彩于一时，终无益于国计民生，亦无助于人类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灭也必矣。”

陶先生指出，虽然学贵创新，但创新本身实属难事。“每念创新求实，言之易而行之艰。盖人类知识积累已历数千年，当代更有‘知识爆炸’之说；新说林立，浩如烟海，而又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庄生有涯无涯之叹，当时已然，今则更不可同年而语。取知识于宝藏，已不啻以蠡酌海。欲立一得之见，增涓滴之功，则更属难能矣。”正因为创新不易，所以一些不肯下苦功夫、笨功夫而又急于出名的年轻人往往耍一些小聪明，有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就批评孔子、大谈儒家，有的对中国文化的任何部门都只有贫弱的知识就大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大谈中西文化比较。对此，陶先生批评说：“创新不能靠小聪明，只能靠脚踏实地，下苦功夫，化大力气。”虽创新不易，“然而学问之道，岂有捷径哉？必也敝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驰骋中外，融会贯通，积厚发薄，然后可以言创新。倘能发人之所未逮，则虽一纸之微，胜数卷皇皇空论矣。”陶先生认为，即使从宽解说创新之义，创新之事亦属大难，“苟非兀兀穷年亦不足以语此”。因此，面对学界“‘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的浮躁学风，陶先生心中充满忧虑，并劝诫年轻学者勿为所动。他语重心长地说：为学须心如止水，“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乃成大器。”

为文之道 首在晓畅

陶先生也历来重视文风，认为文风跟学风一样都至关重要。他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风格各异，势所必然。强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无味矣。然文字究为作者表达思想之工具，读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简洁晓畅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顾。”这就是说，为文者当然可以也应该有各自的风格，不必强求一律，但无论是何种风格，都应符合晓畅的要求，这样才有利于作者表达思想，也才有利于读者理解作品。为文之道，首在晓畅，自古就是如此。陶先生引用孔子和苏轼的话来加以印证：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苏子瞻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晓畅就是通俗易懂。陶先生多次引用苏轼对杨雄的批评即“杨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用以针砭学界的不良文风。他指出，时下学界，不少文章故作高深，刻意晦涩，佶屈聱牙，玄之又玄，不是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而是把不太复杂的道理讲糊涂，这样的文章看了令人头痛。而一些人之所以有话不好好说（“正言之”）、偏要劳神费力地堆砌一些“艰深之辞”，无非是为了“文浅易之说”；倘若用“普通话”说出来，不过是“人人知之”的道理，并没有那么神乎其神，“浅易”就露馅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当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人之所以喜欢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把问题弄清楚，或者他们的观点本身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就堆砌各种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搪塞读者、模糊症结问题，借以蒙混过关。陶先生指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都是文风上的疾病，都该好好治疗了。针对有的人看不起通俗易懂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写的看法，陶先生强调，与把肤浅的思想表述得艰深晦涩相比较，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通俗易懂要困难一千倍，而前者倒是不太费劲。“把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明白晓畅，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引人入胜，没有深厚的功力是做不到的。‘深入浅出’才是真功夫。相反，故作高深，‘浅入深出’，倒往往是功力不够的表现。”他认为，虽然文章好不好主要看内容，但有了好的内容，就应该力求通俗易懂，不使文字成为读者理解的障碍。此外，陶先生还提醒说，通俗易懂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损害理论的科学性和论述的准确性；同时，通俗易懂还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分别不同的层次，而不把一种模式绝对化。例如，尽管《大众哲学》比较好地做到了通俗易懂，是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范例，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模仿《大人哲学》的写法。

晓畅就是简洁凝练。陶先生非常欣赏欧阳修对吴充的评论。欧阳修曾这样称赞吴充之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 陶先生说：“余每诵斯言，心有戚戚者久之。常思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 他这样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百字足以达意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确实大有人在。他指出，有的论文虽然写得并不晦涩，但是非常啰嗦。一个意思本来十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却硬要翻来复去地说一百句，以为话说得越多越清楚。同时，有的青年学者似乎有写长文的爱好，一下笔就是洋洋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好像不如此就没有论文的气派。其实，有些文章按其内容并不需要写那么长，无非是废话太多、“水分太多”，但说得太多反而把主要之点“淹没”了，使人不得要领。他强调说，文章的质量和水平与其篇幅长短之间并无本质联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我们至今还认为它是一篇精彩的论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他曾建议硕士论文不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超过五万字，“主要的目的还是‘逼’着同学们锤炼文字，养成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思想的习惯”。不过，陶先生强调行文简洁只是希望人们力戒冗沓的文风，并不是叫人们把文章写得干瘪枯燥、读来味同嚼蜡。所以，他补充说：“当然，我也不赞成写文章一点‘水分’也不要，太‘干’了也不好。有些话乍看好像是‘废话’，但对于增添文采有好处，也不能一概不要。比如一个人的眉毛虽然没有多大的生理作用，但当作‘废物’剃光了也不好看。”

晓畅就是中国人喜闻乐见。陶先生指出，有些人写文章热衷于生硬地搬运外国名词和句式，读起来好像是用汉字写的洋文。“以汉字书外文，以汉语作洋腔，国人读之将如诵天书，不知所云矣。此等文字即以译著目之亦断难视为佳品，而况国人自著之书乎？”他强调，“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黑格尔在致J.H.沃斯的信中曾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陶先生不只一次地引用过这两段话，并发人深省地问道：黑格尔力求用他的本国语言讲哲学，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本国语言写理论文章呢？在他看来，如果是为了“在语言上貌似深奥”，那是很不可取的。诚然，为了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有选择地吸收外国词汇和表达方式完全必要，正如有选择地吸收中国古文的有用成分完全必要一样。在面向世界的今天，这一点更加无可置疑。但是，吸收什么、如何吸收，却应该视需要和可能而定，而且要使它们融入本国语言的体系，不能脱离本国语言的基本格局，把中国话变成了“洋话”。

育才之道 首在识才

在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教育管理实践中，陶先生还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人才观，其核心理念是“育才之道，首在识才”。显然，陶先生人才观的核心理念是一种教育理念即育才理念，而他在这种育才理念统驭下的人才观实际上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陶先生指出，人才培养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产。一方面，与工业品的生产相比较，人才培养需要特定的条件。学生不是仅供加工制作的材料而是能动的主体，他们成才的过程是在一定环境中自我塑造的过程，环境的优劣对他们至关重要。就是说，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土壤条件和生态环境，需要营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人才培养更像是植物的栽培，所以古人才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对于真正的人才来说，能否被赏识是影响其成才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人才不能像工业产品那样按规定的工序进行流水线般的生产。没有个性的人只能照章办事，不可能创新。如果不因材施教，而是通过各种“标准化”的办法把学生的个性逐渐磨平，弄成千人一面，必定会压抑他们的创新精神。因此，他特别欣赏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强调要不拘一格地育才、识才、爱才、用才。他认为，“格”有大小之分。“维护国家的统一，忠诚于自己的祖国，自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大“格”是必须恪守的。而其他的“格”、个性的“格”则要多样化，如专业特点、治学风格乃至个人的性格，都不必拘泥于某种模式，也不必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其所长就行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英才辈出、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的局面。

陶先生强调，正因为人才都是有个性的，所以识才极不容易。虽然他并不否认学历、学位等的重要性，因为从总体上看这些东西毕竟能反映人才的学识底蕴，但他认为，也不能把这些东西的重要性绝对化了，否则，当年熊庆来就发现不了华罗庚，梁启超也很难推重陈寅恪。在他看来，衡量人才的第一位的标准应该是实际的学养、水平、能力和实绩；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对于那些“偏才”甚至“怪才”，应该不拘一格、为他们开辟成长的另类渠道。陶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慧眼识才、爱才惜贤的许多事例早已成为学界美谈。例如，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位考生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后，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先生专门写信给学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他在信中指出：“我以为育才之道首在识才。当世青年中甘愿终身从事古汉语史研究者极少，有能力治此道者更少。秀杰如李生者可谓凤毛麟角，盖万人而不一遇者。苟以常规度之，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况章黄之学为吾国瑰宝，今已不绝如缕，良堪痛惜。我校得一硕士生而使绝学后继有人，何乐不为？破常规，排万难，断然录取，精心培植，俾成大器，则学术幸甚，武大幸甚！”经陶先生极力举荐，李若晖终于圆梦，在武汉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后相继任复旦大学必赢766net手机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人们常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陶先生认为，帅才、将才或领军人才确实是头等重要的，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可以占领一个领域的制高点，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带动一大批人才成长。人才强国的一个最显著的标识就是这种领军人才的水平和数量。发现、培育、延揽、重用这种领军人才是特别关键的大事，无论花多少气力也是值得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在他看来，孤立地讲“三军易得”也是片面的，“三军”实际上并不易得。建设人才强国，除了要造就各种领军人才、杰出人才外，还要有大量担负实际工作的一般人才，也要把对他们的培养提到战略高度。如果没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协同攻关，一个个孤零零的杰出人才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因此，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都要高度重视、精心培育和合理使用。

识才并不只是伯乐的事情，更应该依靠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陶先生强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理工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因此，人才培养不仅要遵循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还要高度重视学科的特殊性和个人的特殊性，切忌一刀切。比如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固然有少年成名的，但还是大器晚成者居多，因为有的学科必须有多年文献典籍的涵濡浸润和文字工具的充分准备，还需要有比较长期的生活阅历。所以，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培养，以适当地放宽年龄限制为好。过去就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不到积累成熟时不肯发表论著。黄侃先生就说他在50岁以前不发表论著（可惜他49岁就去世了），但人们都公认他是大师。

陶先生认为,现在对中青年学者水平的评价指标过于量化了，对他们的要求也急了一些。例如，“现在评估学术的优劣往往只问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了多少本书，而很少去问文章和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价值如何。这助长了浮躁之风，打击了老实人。”因为如果达不到这些量化标准，就会在职称、荣誉头衔等等实际利益问题上“吃亏”。同时，各种评估、申报、填表等等也耗费了他们很多时间精力。这些都迫使他们难以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坐不住“冷板凳”。他希望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

作者简介：汪信砚，必赢766net手机版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