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孔老先后”的论辩，关涉如何认定中国哲学的本源、特质与正统，因而既是一个求是求真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思想信仰的文化问题。《庄子》描述的孔老故事，体现了历史的寓言化和说理的故事化。庄子及其后学借孔老的论辩，提出了“道论”的问题，表达了其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思考，并在对形而上学与工夫论的阐释中，蕴含着《庄子》对道的意涵、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及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的独特认识。同时，《庄子》设计的孔老对话围绕“道德”与“仁义”而展开，既显示了儒道两家在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分殊，也隐示了儒道在相关问题上的殊途同归，并默示了《庄子》对儒道思想的融会与贯通。

【关键词】道论；《庄子》；孔老关系；道德；仁义

作者简介：黄燕强，必赢766net手机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学、中国近现代哲学，近年致力探讨经子关系命题与章太炎哲学思想。出版专著《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文史哲》等发表论文40余篇，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8期

中国哲学的本源何在？谁是中国轴心时代第一位创构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他提出了何种基源性问题，从而开启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其思想又是如何形塑中国哲学的特质？凡此种种，乃是研究和书写“中国哲学史”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学者或是将中国哲学的本源上溯至尧舜时代，或是从殷周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说起，或是溯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经济转型与思想变局。至于揭开轴心时代百家争鸣序幕的哲学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列老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首推孔子，后来的哲学史家或折衷于孔老之间，然多数则沿袭冯友兰的观点。学者们围绕孔老关系而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哲学的开山究竟是老子和道家，抑或是孔子和儒家？是谁拉开了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哲学序幕？是道家还是儒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源性问题？儒道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究竟哪一学派才是中国哲学的本源，又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近百年来学者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孔老及儒道之先后的论辩，既展现了人们对中国哲学之源流与正统的认识有别，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立场和治学方法有异，而根据客观求是的科学态度，或基于思想信仰的人文关怀，两种不同的致思路径，就可能有“老孔”或“孔老”之先后的分殊。

因此，关于“孔老先后”的论辩，既是一个求是求真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思想信仰的文化问题。无论是基于求真的目的而探究所谓的历史真相，或是从思想信仰层面争论孔老之先后，进而探讨存在、天道、性命、境界等价值问题，并希望给出一个确定性和终极性的答案，其论证过程均可能先在地预设了某种立场。如“老先孔后”的主张者可能会推崇老子和道家，将其视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价值之源，乃至“要以道家思想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参见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第16页）相对的是，“孔先老后”的主张者就可能尊崇孔子和儒家，称儒家为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的正统，及其通向未来之世界哲学的道脉所在。这样的是非之辩似乎很难达成共识，而可能成为各是其所是和非其所非的争论。所以，我们将淡化对孔老之先后的历史真相的还原，不再纠缠于孔老先后之辨析，着重围绕《庄子》一书描述孔老论道的故事，分析庄子及其后学是如何及为何要建构孔老之关系，探讨《庄子》究竟是在叙述历史的真实情状，抑或是出于某种哲学旨趣而有意地杜撰孔老之间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情节蕴含何种学术理念，又对后世在讨论孔老及儒道关系时产生怎样的影响，且是否透露了庄子及其后学与孔子和儒家存在一定的思想关联。

一、孔老关系：历史抑或故事

讲道理和做哲学的方式是多元的，诸如象征、隐喻、故事、逻辑思辨等言说和论证，这些方式所指称的对象和事件，未必具有历史之真实性，却同样可能传达真实的道和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霍布斯的“忒修斯之船”，孔子的“吾与点”，庄子的“倏忽凿浑沌”，凡此皆是以虚构的器物或故事来讲明道理。就故事而论，哲学故事可能依据史实，也可能纯粹出于虚构，故事的真实与否无碍于其可能讲述真实、确定的哲学道理。所以，假如我们把历史上关于孔老关系的叙述视为故事，探寻这一故事所内含的哲学道理，也是一个别具价值的思想议题。

孔老论道和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常见诸先秦两汉的典籍，如《庄子》中的许多篇章，以及《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观周》和《史记》中《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均有记载。这些文献含括道家类、儒家类和历史类的典籍，反映了此故事的传播度和接受度颇为广泛。那么，孔老之间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地发生，即便其非完全之真，又是否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或真实原型。尽管古今学者辨析孔老关系的出发点有别，或是怀抱卫道意识，或是出自“无立场”的公心，或是提倡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或是持守解构主义而消解孔子与六经之权威的立场，但诸家之殊归而同途者在于，均以历史的视界来看待此问题，皆以考证的方法来探究此问题，都把客观历史事实的证成或证伪，看作是孔老关系之辨的首要目的。且在许多参与讨论的学者看来，一旦孔老关系被证伪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那么，关于孔老关系的叙述就不过是杜撰的故事，既没有信史的价值，其作为思想事件的意义也就不能成立。

孔老关系的真实与否是一个历史问题，如何叙述和理解这一关系则是哲学问题。就《庄子》中的孔老关系而论，庄子及其后学的相关叙述，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抑或为虚构的故事，还是说两者兼而有之？这关乎《庄子》对待历史的态度及其做哲学的方式。事实上，《庄子》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如《庄子》颇为关注对象世界的“时”与经验世界的“时势”，通过说明“时”与“时势”的变迁，从而指出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进而思考人的存在在历史时空中的生存境遇，以及人如何在存在过程中实现体道和明道的境界。《庄子·缮性》篇描述了上古历史文明的演化过程，作者在追怀前文明时代的理想世界中，感慨当下社会“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现实世界的失序状态源于人类行为背离了自然之道，这说明“自然原则与历史意识相互交错，构成了《庄子》考察社会变迁的基本视域”（杨国荣，第28页）。“自然原则”指向《庄子》所谓“道”和“理”，“历史意识”依存于经验世界中的器物和事件，因而《庄子》哲学表现为“道器合一”与“理事相即”。

“事”与“理”相即，“事”包括具体的历史事件，《庄子》的“即事明理”即在探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其对历史的思考是通过记载“信史”的方式而呈现，抑或是以故事的形式而展现？实际上，《庄子》叙述历史的方式，既反映了其观照历史的态度，也体现了其讲道理的方法，而且《庄子》论“道”与述“史”的方式类似。如《庄子》常用“闻诸X”来说明“道”的来源，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如此，即倾向于口说或传闻的历史。《庄子·大宗师》篇记载女偊叙述“道”之本源：“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陆树芝注“副墨之子”曰“文字所垂者”，注“洛诵之孙”曰“传诵所播者”。（参见陆树芝撰，第79页）其实，这里所有的名词均可能有所隐喻，但又并非实有所指，重要的是“道”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庄子反复强调“闻诸”和“闻之”，即通过语言的口说和传诵，而非形诸文字、载于书册，这源自庄子对“言”是否能尽“意”的怀疑。这种“言不尽意”论体现在《庄子》的历史观中，就是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因此，尽管《庄子》一书讲述了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都没有说明其信息的来源，或所依据的文献和典籍，故司马迁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语无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同于史家的“实录”精神，《庄子》的作者群本无意于引经据典，因其并不尊信传世典籍中的思想义理和历史信息，这与孔子和儒家的“信而好古”相异趣。

“历史的寓言化”是《庄子》叙述历史的独特方式。陈少明指出：“同样是使用历史题材，在孔孟的传述中，历史是立论的依据；而对庄子的寓言来说，历史只是其修辞的一种手段。前者是原则，后者则为策略。当然，两者都是自觉的，背后依托着不同的哲学立场。对历史的非历史态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观。”（陈少明，第45页）《庄子》对待历史的非历史态度背后的哲学立场，蕴含在其语言观及其对经验世界的认识中。一方面，庄子对于言说困境有着至深的体验，他深刻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与不确定性，明白“语言对道理的敞开与语言对道理的遮蔽是同时性的”（陈赟，第62页），语言具有载道、明道的中介性质，但如固执于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表象，就可能遮蔽道体的真实内容，妨碍世人由通向形上之道而进入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因此，语言能否真实地言说形而上之道，以及如何应用语言来诠说无形之道，或是以何种言说方式来澄明道体，就成了庄子特别关注的思想议题。庄子所诉诸的解决之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此“三言”既展现了庄子对语言之自然状态的认识，言说方式的迂回、致曲也反映了庄子超脱于具体历史过程和现实情境，而“与化同体”及与大化同流的人生哲学。

另一方面，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同上），由于对经验世界的失序状态深怀忧虑，他选择隐逸的处世方式，退避于经验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之建构外。因在庄子而言，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顺应自然之道，经验世界的无序与混乱乃源自君王违背自然而积极有为，所以庄子自觉承担觉世牖民的使命，不得已乃采取“非庄语”的方式。由此，《庄子》的谬悠之言、荒唐之辞旨在寄言出意，或透过故事、隐喻的方式表达“道”，其中寓含“实理”与“真机”。这是《庄子》以先觉而觉后觉的方式，这份闵仁之心恰与孔子慨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相仿。因为天下无道，孔子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天下沉浊，《庄子》乃以“非庄语”觉世牖民，这何尝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是，孔子和儒家在语言方面主张“修辞立其诚”（《周易·乾卦·文言》），而《庄子》的“三言”则是充满了“隐喻”，往往表现为“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参见莱考夫、约翰逊，第3页），即把意义、实理和真机等寄寓在非必真实的人物、故事或事件之中。

从《庄子》的历史观和语言观来审视其叙述的孔老关系，确实表现出寓言化的倾向。一是人物形象的寓言化，如《庄子》有意将老子刻画成“博大真人”的形象。从思想层面看，老子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从事实层面看，这种寓言式的刻画将促使人们怀疑老子的真实性。钟泰指出：“近人以《史记》言老子多游移之辞，并疑老子其人为不必有，而谓《庄子》所载老聃事，皆出于周之寓言。”（钟泰，第13页）老子是否实有其人，其生卒年岁又在何时，这当然是孔老关系之辨的关键问题，人们怀疑《庄子》一书的叙述，自然也将《庄子》描述的孔老关系视为寓言故事。二是故事情节的寓言化，如《庄子·德充符》篇记载叔山无趾见孔子与老子的故事，叔山无趾其人不可考，王雱认为是“庄子制名而寓意”（见方勇撰，第2册，第692页），即杜撰的故事人物，那么此故事自然是寓言。又如《庄子》记载孔子见老聃后三日不谈的故事，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子贡“以孔子声见老聃”（《天运》）的情节，也表现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三是孔老对谈的寓言化，这主要体现在名词、概念的时间错置上，如孔老对话中提及的仁义、逍遥、六经、十二经、坚白县寓等，应该是孔子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对话的内容不可能发生在孔老之间，而是《庄子》基于自身学派立场而设计的对白。由此可见，《庄子》中的孔老故事之真实性是可疑的，孔老是否为师生关系也是存疑的，故事为孔子设计的言论是否真实反映出儒家立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唯一真实无疑的是，故事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旨趣。至于这一哲学旨趣究竟属于道家，抑或倾向于儒家，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一般认为，历史与故事的分殊在于真实与否，历史必定是在一定时空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也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故事的叙述不以“实录”为理想，也不排斥主体性与文学性。亚里士多德把“情节”定义为“理性和规则的产物”，也是“事件的组合”。（参见亚里士多德，第198页）当人们把事件编排或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情节系统时，通常不只是对事件的模仿和再现，而可能包含艺术创作和构造的成分。因而，故事的情节非必然是真的，然其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故事叙述者的思想。不过，历史与故事的分殊未必是截然明晰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威廉·沙普（Wilhelm Schapp）的“故事哲学”（Geschichtenphilosophie）理论中，德语中的Geschichte一词，其不可数形式为“历史”义，其可数形式表“故事”义，这是一个同根同音的异义词，但词根与音声的相近也暗示着“历史”与“故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威廉·沙普认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各个个别故事出发，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始终纠缠在故事之中”（Schapp，2012，S.1），无论是个人的传记史，还是全人类的“大历史”或“世界史”，都是由动态的个别故事相互连接而成的。所以，“历史学家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是在每一个个别故事的视野中所固有的”（Schapp，2019，S.19），他们从故事中发现历史，同时又在历史的叙述中带入个己故事的视域，从而在书写中把逝去的历史扩展成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威廉·沙普说每一个人“都纠缠在故事之中”，这不仅指人的生活演绎为动态的故事，而且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实理与真机等，均蕴含在故事之中。当然，《庄子》的“寓言”并不等同于威廉·沙普所谓的“故事”，但在威廉·沙普那里，“故事的主题域除了日常生活的故事之外，还涉及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宗教、诗歌等，而就纠缠在故事中的人的状态而言，又大致可以划分为清醒故事、梦故事、醉意故事、催眠故事、疯癫故事等。”（王穗实，第74页）既然“寓言”是“故事”的主题之一，那么从“故事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寓言”，我们要指出的是，《庄子》的寓言不仅含摄实理与真机，寓言可能也是真实的历史，或者是保留了某一历史事件的原型（史影）。所以，我们倾向于相信《庄子》描述的孔老故事保留了一定的史影，孔子很可能曾对老子“宾宾以学子为”（《庄子·德充符》），他们虽无师徒之名分，却可能有师徒授受之情实，彼此的思想亦有因循承袭之关系。

庄子及其后学本无意于做“实录”的历史学家，历史的寓言化和说理的故事化正体现了庄子哲学的恒久魅力。因此，就《庄子》叙述的孔老关系言，用实证方法考辨其真实性固然重要，但即便将其视为寓言故事，同样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因其展现了庄子对孔老思想之关联性的认识，以及庄子学派关于百家之学同根同源、相通相融的理念，即如《庄子·天下》篇所云：古之道术“皆原于一”。事实上，《庄子》特别擅长以故事形式来明道讲理，即便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庄子及其后学也常常改写为故事，在故事与历史的虚实之间，隐喻天地宇宙之实理与真机。《庄子》叙述的孔老关系，便是介于故事与历史之际，而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则似乎是折衷于儒家与道家之间。

二、道论：孔老之辩的基源问题

前文的论述把《庄子》中的孔老关系从历史事件还原为思想事件。那么，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视角，不再纠结于事件之真实与否的问题，而从寓言或故事的视域来审读《庄子》叙述的孔老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见孔老会谈的核心是‘道’”（李巍，第45页）。那么，孔老在“论道”时，究竟涉及哪些思想主题，其中透显出庄子及其后学的何种思想观念，又反映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什么关联，以及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如何开展思想争鸣，且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中国哲学的特质。

孔老的论辩之所以在思想史上备受关注，既因孔子和老子为思想史上特别重要的代表，也因儒家和道家为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还因《庄子》为孔子和老子设计的对话中，含括多重思想主题，切中儒道两家的核心理念，并成为古今学者论辩的焦点。《庄子》中的孔老之辩，见于《德充符》《天地》《天道》《田子方》《知北游》篇各一事、《天运》篇凡四事。概念和范畴通常是思想主题的集中反映，《庄子》擅长提出和解说概念，该书为孔老设计的对话中，便含摄《庄子》哲学体系里的诸多重要范畴，藉此可以观照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观念。如下表所示：

以上表格展示了对话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德、阴、阳、心、物、性、命、仁、义、形、名、生、死、常、变、始、终、是、非、忘、化、和、无为、自然、至人（圣人、真人）、六经、十二经等，凡此皆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既含括对宇宙本体的探究，又包含对生命存在的本质、方式和境界的思考，也涉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问题，且关注知识的来源与判准及知识与信仰的关系，还阐述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与政治哲学。申言之，孔老的对话含摄本体论、人性论、知识论、历史观、生死观、圣人观、时空观、政治学等议题，在诸多概念和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道”，其它名词则构成了阐释形而上之道的概念丛，所有概念和议题均围绕天道与人道或“天人关系”而展开，一切内容皆是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追问和解答，故问道、论道、明道和体道就成了孔老对话的焦点，九则故事基本上都以“道论”为主题。由此而引申出许多层级问题，每一问题皆有一解答，分别构成《庄子》“道论”的一部分，而所有解答之间又隐含着某种逻辑关联，从而组成了《庄子》“道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何谓‘道’”及“如何体道”乃是孔老对话的基源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源问题。

尽管孔老故事出现在《庄子》内、外篇中的不同篇章，其撰写者应非同属一人，但涉及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重复性，论及的主题基本是相同的，即探寻“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问题。通观《庄子》诸篇叙述的孔老对话，“道德”作为最核心的范畴，其根本的特质是“无”与“自然”。桓谭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汉书·扬雄传》），司马迁云：“老子所贵道，虚无，……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老故事的叙述者就是藉老子之口，用“无”与“自然”来界定“道德”的意涵，阐述道家的形而上学。“无”是相对于“有”而言，“无”当然不是虚空，而是对现象之“有”的超越，这不仅是对自我的形体、生死和一切身外之物的超越，更是从内在精神上对伦常、是非、始终、名誉等时空范围内的一切名相的超越，从而达到与大化同流的忘物、忘天、忘己和入于天的境界。故事中的老子提到的“天”即自然之义，就是不假外力而非他然的自然，非由他者之因缘，完全是自己而然，亦即自生、自化、自成和自本自根的。一切存在的合理性与动力因均源于自我内在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本源是通过游心、采真、无为的工夫而体道，将“自然之道”内化为精神性之“德”。（参见罗安宪，第125页）同时，“自然”是相对于束缚人的天韬、天帙而言的，其表现为生命存在境界是忘物、忘天、忘己和逍遥，此如“无”概念一般超越了生死、伦常、是非、始终、名誉等。这种“自然境界”展现了形上本体（道）是与生命存在密切相关的，并通过生命境界而呈现出来，具有“境界形而上学”的意义。

除了“无”和“自然”外，孔老对话中提及的其它概念，也是用来说明形而上之“道”的。郑开指出：“围绕着‘道’‘德’两个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理论——以‘道德之意’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正符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的古训，乃是超越于‘有’（有形有名）、聚焦于‘无’（无形无名）的玄深理论；同时，‘道’‘德’概念及其概念丛（例如无名、无为、自然、性命等）乃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概念。”（郑开，第27页）上述表格列举的多数概念，均是指向或论证“道德”之形而上学的概念丛。《庄子》精心提炼和界定诸多概念，并通过它们进行思考、对话、写作及与他人沟通，藉此表达某种抽象的义理，以及描述某些普遍的价值。所以，概念丛是《庄子》围绕“道德”形而上学而建立的言说体系，也是《庄子》应用语言文字而将其思想进行社会化的尝试。因概念一旦被传播和接受，就意味着其实现了社会化，并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弗耶利（Fouillé）认为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参见伯瑞，第1页）观念或概念是在知觉与意识的层面，构成了人们组织行动和追求理想的动机。那么，《庄子》描述的“道德”概念是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也是无定限和玄妙的，但围绕“道德”所提炼的概念丛，则是形而下的、现象性的和具体的，诸如心、物、性、命、仁、义、形、名、生、死、常、变等，均与经验世界中的人、事、物密切联系，这也映现了《庄子》的道德形而上学始终关切经验世界中的人、事、物，且在道德与人事相结合的意义上，实现形而上之道的行动化和社会化，从而体现了“理事相即”的特点。

一般认为，提炼和界定概念是做哲学的主要方式，而概念丛往往是构成系统哲学的基础。《庄子》哲学固然是具有体系的，但其如此重视概念，则多少让人感觉到意外。因这一方面显示了某种吊诡，《庄子》揭示了语言的不确定性，指出了语言和名相对“道”的遮蔽，表达了“道”不可言说的困境，“道”之称谓也是不得已的“强为之名”。但在孔老的对话中，《庄子》则提出许多名词、概念和范畴来说明“何谓‘道’”及“如何体道”，可见《庄子》论道、明道的方式不仅是使用充满隐喻的“三言”，还尽量应用许多具有某种确定意涵的概念。这似乎表明《庄子》是受了名家的影响，但名家注重概念的辨析及用概念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式，乃拘囿于形名与是非之中，《庄子》则以名家之方法作为论道的“跳台”，而表现出超越之的气魄和思辩精神。另一方面，《庄子》的哲学和语言具有诗性特点，看似不注重逻辑思辨，但上述概念丛中的每一概念之间，其实内含一定的逻辑关联或层级关系。如果用逻辑学话语来描述，道与德属于最核心的一阶概念，无与自然属于次一级的二阶概念，心物、性命、生死、始终乃属于等而次之的三阶概念。《庄子》是否还细分出四阶、五阶概念，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概念丛的多元性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了《庄子》哲学的系统性。

同时，孔老对话所提及的诸多概念，往往是相对而统一的，体现了《庄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如故事中多次出现的阴与阳、心与物、生与死、始与终、常与变、祸与福、是与非、名与器等，均是彼此相对的概念，呈现了《庄子》对宇宙、生命、伦常、时空、名理等方面所存在的两极性之思考，似乎也反映了《庄子》哲学具有相对主义的特质。在《庄子》叙述的故事语境中，这些相对的概念都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即上述概念及概念所指称的义理或名物，乃至上述概念之外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相互对立、彼此对待的东西。这种对立或对待之所以出现，往往是由于人们持守“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的视角观照天地万物，落入主客两分的思维境域和认知模式之中。申言之，上述属于名理或名相的彼此相对的概念，不过是“知”与“言”（理性）造作的产物，并非自然之道的本真情状，如执着于名言或概念反而可能遮蔽道的本真，妨碍对道的体证。倘若“以道观之”，天地宇宙间本无心物、生死、始终、常变、祸福、是非、名器等，以及有无、善恶、古今、彼我、大小、长短、前后、新故的分殊与对立，一切事物均在相互对立或对待的表象中，彼此相因相依而相互统一。因此，故事中的老子表达了超越人我之对立、排遣儒墨之是非、消解坚白之诡辩的意思。老子向孔子昭示的道理是，切莫拘囿于经验界的名物与知言，不要执着于从感性和理性（概念、分析、推理、判断）的认知角度来论道，或说明天地万物之所然与所以然的道理，而是要“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游》），或者说“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即以澄明觉解的智慧观照万物，如此才可能超越名物与名言，然后体悟形而上之道，从而臻至物我两忘之境，任万物随顺自然而“两行”。

孔老对话中述及的概念丛，尤其能够说明《庄子》借此讲述的是有关哲学义理的故事。无论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如何，故事所传达的义理可谓真实不虚。《庄子》在精心设计的孔老对话中，表达其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思考，且在对形上学与工夫论的阐释中，蕴含着《庄子》对道的意涵、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及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的独特认识。故事中两位主角的特殊身份，似乎也暗示了儒道两家在相关问题上的见解，存在一定的分殊。但《庄子》每每提及孔子对老子言论的认同，这似乎又隐示了儒道两家的殊途同归，或者说默示了《庄子》对儒道思想的融会与贯通。

三、道德与仁义：殊途抑或同归

以上表格展示了对话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德、阴、阳、心、物、性、命、仁、义、形、名、生、死、常、变、始、终、是、非、忘、化、和、无为、自然、至人（圣人、真人）、六经、十二经等，凡此皆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既含括对宇宙本体的探究，又包含对生命存在的本质、方式和境界的思考，也涉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问题，且关注知识的来源与判准及知识与信仰的关系，还阐述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与政治哲学。申言之，孔老的对话含摄本体论、人性论、知识论、历史观、生死观、圣人观、时空观、政治学等议题，在诸多概念和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道”，其它名词则构成了阐释形而上之道的概念丛，所有概念和议题均围绕天道与人道或“天人关系”而展开，一切内容皆是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追问和解答，故问道、论道、明道和体道就成了孔老对话的焦点，九则故事基本上都以“道论”为主题。由此而引申出许多层级问题，每一问题皆有一解答，分别构成《庄子》“道论”的一部分，而所有解答之间又隐含着某种逻辑关联，从而组成了《庄子》“道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何谓‘道’”及“如何体道”乃是孔老对话的基源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源问题。

尽管孔老故事出现在《庄子》内、外篇中的不同篇章，其撰写者应非同属一人，但涉及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重复性，论及的主题基本是相同的，即探寻“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问题。通观《庄子》诸篇叙述的孔老对话，“道德”作为最核心的范畴，其根本的特质是“无”与“自然”。桓谭曰：“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汉书·扬雄传》），司马迁云：“老子所贵道，虚无，……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老故事的叙述者就是藉老子之口，用“无”与“自然”来界定“道德”的意涵，阐述道家的形而上学。“无”是相对于“有”而言，“无”当然不是虚空，而是对现象之“有”的超越，这不仅是对自我的形体、生死和一切身外之物的超越，更是从内在精神上对伦常、是非、始终、名誉等时空范围内的一切名相的超越，从而达到与大化同流的忘物、忘天、忘己和入于天的境界。故事中的老子提到的“天”即自然之义，就是不假外力而非他然的自然，非由他者之因缘，完全是自己而然，亦即自生、自化、自成和自本自根的。一切存在的合理性与动力因均源于自我内在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本源是通过游心、采真、无为的工夫而体道，将“自然之道”内化为精神性之“德”。（参见罗安宪，第125页）同时，“自然”是相对于束缚人的天韬、天帙而言的，其表现为生命存在境界是忘物、忘天、忘己和逍遥，此如“无”概念一般超越了生死、伦常、是非、始终、名誉等。这种“自然境界”展现了形上本体（道）是与生命存在密切相关的，并通过生命境界而呈现出来，具有“境界形而上学”的意义。

除了“无”和“自然”外，孔老对话中提及的其它概念，也是用来说明形而上之“道”的。郑开指出：“围绕着‘道’‘德’两个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理论——以‘道德之意’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正符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的古训，乃是超越于‘有’（有形有名）、聚焦于‘无’（无形无名）的玄深理论；同时，‘道’‘德’概念及其概念丛（例如无名、无为、自然、性命等）乃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概念。”（郑开，第27页）上述表格列举的多数概念，均是指向或论证“道德”之形而上学的概念丛。《庄子》精心提炼和界定诸多概念，并通过它们进行思考、对话、写作及与他人沟通，藉此表达某种抽象的义理，以及描述某些普遍的价值。所以，概念丛是《庄子》围绕“道德”形而上学而建立的言说体系，也是《庄子》应用语言文字而将其思想进行社会化的尝试。因概念一旦被传播和接受，就意味着其实现了社会化，并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弗耶利（Fouillé）认为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参见伯瑞，第1页）观念或概念是在知觉与意识的层面，构成了人们组织行动和追求理想的动机。那么，《庄子》描述的“道德”概念是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也是无定限和玄妙的，但围绕“道德”所提炼的概念丛，则是形而下的、现象性的和具体的，诸如心、物、性、命、仁、义、形、名、生、死、常、变等，均与经验世界中的人、事、物密切联系，这也映现了《庄子》的道德形而上学始终关切经验世界中的人、事、物，且在道德与人事相结合的意义上，实现形而上之道的行动化和社会化，从而体现了“理事相即”的特点。

一般认为，提炼和界定概念是做哲学的主要方式，而概念丛往往是构成系统哲学的基础。《庄子》哲学固然是具有体系的，但其如此重视概念，则多少让人感觉到意外。因这一方面显示了某种吊诡，《庄子》揭示了语言的不确定性，指出了语言和名相对“道”的遮蔽，表达了“道”不可言说的困境，“道”之称谓也是不得已的“强为之名”。但在孔老的对话中，《庄子》则提出许多名词、概念和范畴来说明“何谓‘道’”及“如何体道”，可见《庄子》论道、明道的方式不仅是使用充满隐喻的“三言”，还尽量应用许多具有某种确定意涵的概念。这似乎表明《庄子》是受了名家的影响，但名家注重概念的辨析及用概念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式，乃拘囿于形名与是非之中，《庄子》则以名家之方法作为论道的“跳台”，而表现出超越之的气魄和思辩精神。另一方面，《庄子》的哲学和语言具有诗性特点，看似不注重逻辑思辨，但上述概念丛中的每一概念之间，其实内含一定的逻辑关联或层级关系。如果用逻辑学话语来描述，道与德属于最核心的一阶概念，无与自然属于次一级的二阶概念，心物、性命、生死、始终乃属于等而次之的三阶概念。《庄子》是否还细分出四阶、五阶概念，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概念丛的多元性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了《庄子》哲学的系统性。

同时，孔老对话所提及的诸多概念，往往是相对而统一的，体现了《庄子》哲学的辩证思维。如故事中多次出现的阴与阳、心与物、生与死、始与终、常与变、祸与福、是与非、名与器等，均是彼此相对的概念，呈现了《庄子》对宇宙、生命、伦常、时空、名理等方面所存在的两极性之思考，似乎也反映了《庄子》哲学具有相对主义的特质。在《庄子》叙述的故事语境中，这些相对的概念都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即上述概念及概念所指称的义理或名物，乃至上述概念之外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相互对立、彼此对待的东西。这种对立或对待之所以出现，往往是由于人们持守“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的视角观照天地万物，落入主客两分的思维境域和认知模式之中。申言之，上述属于名理或名相的彼此相对的概念，不过是“知”与“言”（理性）造作的产物，并非自然之道的本真情状，如执着于名言或概念反而可能遮蔽道的本真，妨碍对道的体证。倘若“以道观之”，天地宇宙间本无心物、生死、始终、常变、祸福、是非、名器等，以及有无、善恶、古今、彼我、大小、长短、前后、新故的分殊与对立，一切事物均在相互对立或对待的表象中，彼此相因相依而相互统一。因此，故事中的老子表达了超越人我之对立、排遣儒墨之是非、消解坚白之诡辩的意思。老子向孔子昭示的道理是，切莫拘囿于经验界的名物与知言，不要执着于从感性和理性（概念、分析、推理、判断）的认知角度来论道，或说明天地万物之所然与所以然的道理，而是要“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游》），或者说“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即以澄明觉解的智慧观照万物，如此才可能超越名物与名言，然后体悟形而上之道，从而臻至物我两忘之境，任万物随顺自然而“两行”。

孔老对话中述及的概念丛，尤其能够说明《庄子》借此讲述的是有关哲学义理的故事。无论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如何，故事所传达的义理可谓真实不虚。《庄子》在精心设计的孔老对话中，表达其对“何谓‘道’”及“如何体道”的思考，且在对形上学与工夫论的阐释中，蕴含着《庄子》对道的意涵、天道与人道之关系及社会秩序和文明形态的独特认识。故事中两位主角的特殊身份，似乎也暗示了儒道两家在相关问题上的见解，存在一定的分殊。但《庄子》每每提及孔子对老子言论的认同，这似乎又隐示了儒道两家的殊途同归，或者说默示了《庄子》对儒道思想的融会与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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