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

――美学家刘纲纪访谈录

刘纲纪老师还是一如当年我们去他家时见过的派头，烟不离手。我给他拍照的时候，他说，要先把烟灭了，要不说我提倡抽烟，不好。他还画画，每天都要挥毫泼墨。他的案头上摆着前湖北领导人关广富的一幅水墨画，他说关广富在绘画方面很有悟性。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一定要翻书把这个名字找出来。他对自己写过的文章、讲过的观点，记得非常清楚。他一点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但他其实只是一介知识分子，以做学问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我夸他记忆力好，他说，这一辈子就讲这些东西，要是还记不住，那就是一个蠢蛋。我问他身体为什么这么好？他回答说，主要是乐观，除了散步，没有什么运动和保养。四月中旬的武大春光明媚，刘纲纪老师那天谈兴极浓，坐在他的客厅里，他似乎可以一直谈下去、谈下去……你不难从他恰如其分的自信中感受到一个人的怡然自得，稍微一想，你自然会明白这一切确实是因为有了美的涵养。做一个正直的、单纯的、专注的学者是幸福的。

在张岱年先生的课堂上学了几年中国哲学史，对我后来搞中国美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美学家中，您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您的美学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呢？

刘纲纪：我大学的时候学哲学，但是，我有绘画的兴趣爱好，所以，很容易就会对美学产生好感。在北大的时候，我在张岱年先生的课堂上学了几年中国哲学史，对我后来搞中国美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是1961年开始给武大哲学系的同学上美学课的，自编油印讲义，我写好了绪论，忽然听说王朝闻――我跟王朝闻很早就认识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给他投过稿――当时他在主编《美学概论》，我就写信去要求参加，他很快就把我调过去了。

1962年3月到北京，其中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天我刚刚放下行李，就有人敲门，一位高教部门的人介绍走在前面的一位领导，说这是周扬同志，把我吓了一跳。周扬那天刚好去视察美学组。解放后，我在家乡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周扬的《生活与美学》，还有一本是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扬进来后，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怎么搞美学的？我说我是武大的，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您在三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来搞的。周扬听了哈哈一笑说，“哦，你是这样搞的啊。”由于他问了这个事，我就给他写信汇报，并把我写的绪论寄给他，还有我的《六法研究》寄给他。过了不久，校长办公室说，周扬要接见我们美学组的人，一上来，周扬就说，你写得很不错啊。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刘纲纪的文章啊？一个党的重要的理论家能够肯定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的东西，还是不容易的。

不过，后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看见这个事情，又成了我的罪状。我认为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我被周扬调到中宣部工作了半年，跟周扬有直接的接触。他说文章要新，即使观点不新，但论证的方式要新，运用的材料要新。这个观点是很对的，但历史上大思想家有几个？要创新不那么容易。我在宣传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找有问题的电影来批判，看完之后就要讨论，我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批示，我说所有的电影，可能有些不足，但基本都是好电影。人家找我来看电影是挑刺的，我却说没有什么问题，简直是开玩笑。我跟文艺界有很多接触，我感受不到文艺界有什么问题。后来批“中间人物论”，批邵荃麟，我也觉得观点是有些问题，但我不认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把我的看法写成文章，周扬看了我的文章，说，刘纲纪的文章写得不错啊，于是拍板，在光明日报上整版发表了。

记者：您从事美学研究其实是有很好的条件的，比如，您对中国的水墨艺术非常了解。

刘纲纪：确实。我小学的时候，至少每天都要写一篇大字，写得好的字老师就会用红笔画一个圆圈。中学的时候，我对绘画本来很有兴趣，也跟一个老师专门学过，但我的父亲反对，怕养不活自己，所以就转到学术研究方面了。我到北大去上学，有机会到故宫去看真迹，那是很不一样的。在北大还有机会到老师家里去看收藏。我去过邓以蛰先生家里，邓以蛰是搞导弹的那个邓稼先的父亲，跟陈独秀是同乡、同学，他是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是有家学渊源的。他家里的藏品很多，后来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他很爱国的。

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美学热中，李泽厚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学者。后来我们读到您跟李泽厚合作的《中国美学史》，这本书并没有写完……

刘纲纪：我跟李泽厚是北大校友，他高我两级。一起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编写。我们是老朋友。他的思想比较敏锐，经常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他很早就写《孔子再评价》，还请示胡乔木能不能发表，胡乔木说可以才发表的。但是，李泽厚有些观点我也不完全赞同。有些想法在逻辑上不够周密，还有一些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我也写过文章批评他，也比较直率。但是，他的才华确实是很不错的。学术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是很肯定他的。

记者：是怎么跟李泽厚合作起来的呢？

刘纲纪：我其实早就有写作《中国美学史》的想法。在1979年还是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选题。刚好李泽厚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选题。我当时认为不可能同时上两个一样的项目，我主张合起来搞，我承诺只写一部分。但我写了若干部分之后，李泽厚也没有征求我同意，就宣布说此书由李泽厚、刘纲纪主编。李泽厚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一般他认为不行的人，他是不大搭理的，但他始终认为刘纲纪还不错。他给我的信里面也说，“环顾海内，非公莫属。”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总之很多高帽子。这本书一直写到南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下来了。现在看这部书，还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讲中国美学的，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记者：您的经历跟李泽厚不一样。这个会不会导致你们在学术和思想上会有一些差异？

刘纲纪：确实，我是1950年，我的家乡解放后，我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小的时候，正好是国共合作，很多文化人流亡到我们那里，我当时在一些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活动，同时也参加了很多文艺活动，对音乐、美术、诗歌都很有兴趣。我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地主，他买了一点点田，自己也种。凡是靠近自己家寨子的田都是自己种，我中午跟他送饭，我对中国农民的勤劳、善良、纯朴、坚强，很有认识。后来我到湖北农村下放，又再一次感受并印证了这一点。这些对我的思想都很有影响。我入团后，解放军很快就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成为安顺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有一个解放军还借《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给我看。我还跟解放军一起到石板房去参加清匪反霸。我对解放军认识很深，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真的是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的。这些都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的，是亲身感受。我从1950年家乡解放开始，就确立了一个信念，拥护共产党领导，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个信念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您认为这本《中国美学史》在学术方面有哪些贡献？

刘纲纪：比如说对道家的评价很高。过去说道家是滑头哲学。但我们认为，儒道是中国的两个思想源头，而且儒道互补。道家在美学上的见解是非常高明的。另外，中西比较，讲出了中国美学的很多特色，都是我们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出来的。你现在去看可能会觉得不行，但在当时这样的观点还是很新颖的。我们有些人老是讲学术创新，但是，创新离不开继承，前人的思想贡献是要去了解的，否则你怎么创新呢？

我提出一个理论之前，就考虑到很多的反对意见，要把这些都考虑到

记者：后来您又写了《周易美学》……

刘纲纪：《周易美学》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周易进行了系统分析，也把我对中西美学比较的一些观点写进去了。要研究周易美学，首先要把周易的意思搞清楚。搞中国的东西要懂得训诂，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去附会古人的东西，这是不准确的。

记者：一般人对周易的了解，就是知道这是一本古人用来预测的书，可以用来趋吉避凶，很少会想到它的美学方面。

刘纲纪：有一年哲学系在庐山开周易谈论会，我的老师朱伯?先生也来了。因为我是搞美学的，所以，大会就要求我讲讲周易美学。我在《中国美学史》中写过周易的美学的。会上我又发挥了一下，没有想到，反响很好，大家很有兴趣。回来之后，一个叫龙育群的学生，他当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工作，他来了一封信，约我写一本书，写什么由我自己定，我就写了《周易美学》。所以，这本书龙育群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我在《周易美学》一书中讲八卦的构成，形式美的规律，它是平衡对称的。阴阳也是平衡对称的。这些都跟中国的书法绘画有很深的关系。

记者：在研究美学的圈子里，有很多派别，很多争议，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的？

刘纲纪：去年，我的学生要给我做80大寿。我其实是不很愿意的。这样的事情总是有人高兴，有人不怎么高兴。但是，他们说搞，我也只好同意。我开列了一个名单，邀请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不赞同我的观点的。我把搞“后实践美学”的杨春时也请来了，他一直是批评我的。我一再告诫我的学生，一定要坚持百家争鸣。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我做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自己辩论，如果人家反对我，我怎么回答。我提出一个理论之前，就考虑到很多的反对意见，要把这些都考虑到。

我在哲学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迄今为止，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记者：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最满意的成就是什么？

刘纲纪：很难说有什么非常满意的成就。不过，我在哲学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迄今为止，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也同日本人讨论过。日本有一个刊物《唯物论研究季刊》对我的观点很有兴趣，他的一个编辑专门到武大访问我，回去写了一个专访，并把文章寄给北大的肖前等哲学家，我也收到一些批评的意见，后来我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促使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搞得更清晰了。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认识论没有本体论，这是不对的，任何一种哲学达到一定的高度，一定是有本体论的，不可能只有认识论没有本体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首先是自然物质的本体论，肯定自然物质在人类之前，一切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然后，才是实践本体论。自然本体论讲的是人跟自然的关系，时间本体论讲的是人类历史的关系。我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类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以自然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实践的人本主义。我觉得这可能会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提出来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还有一点，在美学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作了梳理，进行了系统的论证。1980年，在昆明开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我一回来，湖北就宣布美学学会成立，可以说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美学学会，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有邓晓芒、彭富春等……

记者：您做了一辈子学问，有些什么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的？

刘纲纪：因为我是资深教授，所以，我现在还在带博士生。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们搞学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一定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远大的抱负。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追求轰动，这些都是学术泡沫。但我们不用悲观，这些都会被纠正。我经常用爱国主义教育我的学生，生活在中国就要爱中国这个国家。另外，我也用历史来教育他们。我们这辈人的历史感是比较强的，我们会有比较，再坏也比过去好，历史是进步的。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不是一个小事，这是很大的成就。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

刘纲纪：这跟传统文化有关系的。周易讲刚健，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民间也有这样的智慧，天无绝人之路。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是很积极乐观的。在文革的期间，他们要我去放鸭子，我带了一套马恩选集，带了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还有一本速写本。鸭子在水里吃东西，我就在岸上读书、想问题。西方的哲学家当中，我认为黑格尔是最了不起的。马克思出来之后，没有任何人超越马克思。虽然我没有当官，但是，我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历史决定了我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我开始重写《中国美学史》，头绪基本已经有了。当然，碰见的问题更多。很多历史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时间、精力有限，我感觉压力很大。

刘纲纪，1933年生，贵州普定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美术史论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擅美术理论，亦工书画。现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顾问、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与李泽厚并称“南刘北李”。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05/06/content_2467562.htm

（稿件来源：《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6日）